诗意地栖居昆明古城传统景观探析及思考

1 “诗意地栖居”理论背景

《人，诗意地栖居》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著作。在书中，其引述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olderlin)的诗“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用以阐述栖居的本质[1]。

海德格尔“栖居”(dwelling)思想是一种寻求人与自然本源的“现象学”①方法论和世界观，认为“诗意地栖居”是人“存在于世”的方式，这其中包含了几层含义：首先营建是栖居的诗意创作，人们通过营建获得栖居场所；其次“诗意地”有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诉求，若只“充满劳绩”以满足物质诉求，会将栖居框进营建的限制中，而栖居的实现必定出现在另一种营建中，即精神上诗意地营建；再次“天、地、人、神”是诗意栖居的四要素，其“四位一体”②的不可分割性是人存在于世的特殊方式[2]。在此之后，建筑现象学家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栖居思想，阐述“诗意地栖居”需要包含的2个环境心理和认识活动，一个是“定向”，一个是“认同”。“定向”使人在自然环境中获得立足点，而“认同”使人将整个环境作为有意义的世界来体验[3][4]18-22。

相较西方的逻辑化总结，我们的祖先自古就追寻并践行着人与自然交融下“诗意地栖居”。这其中，山水文化是栖居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渗透在中华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从儒学、道教思想的孕育，到山水诗、画的创作，到聚落、园林的营建，都体现出先人对自然山川的崇拜与重视；其次，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民族，人们善用诗歌、绘画去记忆历史，传递生活经验，并描绘心中的理想栖居环境[5]。《桃花源记》展现了山水相伴，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令人向往的人居模式，《林泉高致》描写了“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山水画抒发途径，希望人能通过画游历、居住、隐退于山水间，构筑心中诗意栖居之所；再者，实际营建活动所追寻的“巧于因借”“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等方式，均体现出东方哲思中人与自然、物与我、情与境的无边界消融，是物质与精神的双向栖居。

可以说，对“诗意栖居”的追求，中西方思想最终将殊途同归，因为它是我们存在于世的方式，并没有时空限定。但这种追求并不是一成不变或一蹴而就的，只有回到根源去探寻不同地域的传统人地环境关联，理解时光里不断积累起来的深厚经验，才能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不同地域的“诗意栖居”之所。

目前针对滇池地区开展的研究多围绕环境治理与资源利用范围类展开，而历史范围类则以发展史的梳理为核心，缺乏在人居环境领域的拓展。本文将“定向-认同-栖居”的溯源性逻辑与中国传统自然观及山水文化思想相结合，对现代城市化进程启动之前，即民国(1912年)前的昆明古城传统景观进行解读，拓展地域景观研究的同时，理解“诗意栖居”背后的思想及经验。

2 昆明古城与山水景观概要

昆明是首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建设一直与滇池及周边的群山紧密关联，是西南区域极具特色和代表的“山-水-城”栖居模式。城市所处滇池流域区景观具有云南高原断陷湖盆地的共同特征，以湖泊为中心，周围群山环绕，由内而外可分为湖面、坝平地、台地丘陵和山地[6]。滇池现面积约297.9km2，是云南省最大的内陆淡水湖[7]。昆明古城位于滇池北岸坝平地，南瞰滇池，北倚群山，山环水抱。当中海拔最高点为2 506m的西山(旧时碧鸡山)主峰，与最低点平均海拔1 886m的滇池湖面相较，高差约620m。

南诏、大理国时期(738—1253年)，南诏王游至昆川，发现此地“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③，遂将滇池北岸当时还是岛屿的高地建为东京“鄯阐-拓东城”④。从此，昆明作为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古都，开始了不间断的城市建设活动。除了在城内广营宫室，主政者还在城外环山间选取山水之胜处建立离宫别苑及佛寺，城市与山水环境的关系越发紧密。元代之后，随着治水和相关农业水利工程的开展，滇池水位下降，北部大量水域涸出成陆，仅留下盘龙江⑤及部分河道。到明清时期，云南城府已远离滇池，但城内及周边水网、码头密布，船只随处可见，俨然一副山城水乡景象。

可以说，滇池和环山塑造了昆明古城的形象，但同时，城市对湖山的开发和利用也从未停止过，滇池湖岸线的变迁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今日滇池，特别是东北面城市发展区域，着陆情况明显，而其变迁的主因即人为的干预(图1)。

文章来源：《立体定向和功能性神经外科杂志》 网址: http://www.ltdxhgnxsjwkzz.cn/qikandaodu/2021/0701/649.html